亚里士多德认为儿童满7岁应入国立学校，但只限男孩，高深的教育对于女子是不适宜的。这种观点，显然落后于柏拉图了。按照亚理士多德的说法，七至十四岁是品格教育的阶段，要“净化”非理性灵魂中的不良冲动和欲望。他认为，道德教育有三个要素——自然（天性）、习惯与理智，其中习惯至为重要，如果儿童习惯于运用理智控制欲望，那么他就能避免从恶、养成善行。至于如何培养这种心智判断的良好习惯，亚里士多德认为主要应通过音乐教育。音乐，根据希腊传统，包括诗歌与文学，亚里士多德在这上面添列了绘画，这一主张在学校教育的历史上具有很大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除了供人娱乐和文化消遣之外，更重要的是“确有陶冶性情的功能”，心智若与美好的音乐达到和谐，就能喜爱崇高的东西，痛恨低贱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一定用它（音乐）来培育青年一代”。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特重音乐，与他的“文雅教育”思想有关，课程被据以分成两类：有用的与文雅的。前者不高尚、不文雅，服务于事功与实用；后者高尚、文雅、合乎人性，服务于闲暇。音乐既是娱乐，又能陶冶性情，供理智享受，自然就是一种应受重视的“自由和高贵”的文雅学科。
为了“净化”非理性灵魂，体育也很重要。亚里士多德赞成的是雅典式训练健美的和谐发展的体育，他认为体育固然要培养勇敢，但勇气必须伴随有“谐调”而“柔和”的“性情”，不应变得“凶残”和“流于粗俗”。关于体育与音乐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承袭柏拉图。也反映了当时有文化的雅典人的主张，只是在许多方面作了更加细致的发挥。
此外，儿童还要学习读、写、算，但这些不是这一阶段教育的主要内容，只是为了将来的实际效用，例如，为了谋生、处理家事、参与政治生活等等，作为今后进一步学习的工具来掌握。总之，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这一阶段的教育是以美育（音乐）为重点，智、体各育和谐发展，以完成德育任务。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通过实际活动和反复练习，形成习惯，逐步养成“中庸”、“适度”、“勇敢”等等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