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地之性，气质之性
朱熹继承了程颢、程颐的人性论，认为理表现在人这方面，就叫做性。并认为人性有二：一是“天命之性”，也叫做“天地之性”，也就是先验的理性，是从作为世界本源的“理”得来的。一是“气质之性”，决定生来固有的情感、欲望等，是从构成身体的“气”得来的。“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理与气杂而言之。”朱熹把“理”比喻为宝珠，说：“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宝珠在浊水中。”
朱熹认为，理是至善的，因此这天命之性无有不善的。即“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须有气，然后此物有以聚而成质。而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而未纯全，则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
“都是天所命，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天有那气生一个人出来，便有许多物随他来。”
（2）“道心”、“人心”说
二程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
朱熹继承和发挥了这种观点。从“心”的体用关系来说明人性问题。他认为性和情都统于“心”，是“心”的体和用。本体的心，是天理的体现，叫做“道心”；感性情欲则为“人心”；受到物欲引诱或牵累，发而为不善的心，是“人欲”。他认为“心”就是人的知觉，“心”有两种知觉活动：“道心是知觉得道理底，人心是知觉得声色臭味底。”“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
朱熹认为“道心”、“人心”也不是两个不同的心，它是同一个精神主体，只是从追求和满足于耳目的欲望上来讲，就叫做“人心”，从追求和实行天理上来讲，就叫做“道心”。即“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
朱熹认为，上智不能无人心，下愚不能无道心；圣人也有饥食渴饮之心，小人也不失恻隐之心。差别在于：圣贤“必使道心常为一心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行动便合乎“天理”了。小人“于性命之理不明，而专为形气所使，则流于人欲矣。”流于“人欲”便是恶。他说：“饮食，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3）存天理、去人欲
二程把“道心”等同于“天理”，把“人心”等同于“人欲”。朱熹进一步发挥了二程的思想，而认为“人欲”只指“人心”中为恶的一方面，而不包括“人心”中合理的欲望可以为善的一方面。他认为“天理”和“人欲”是绝对对立而不可并存的，必须“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即“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天理；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二程、朱熹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一方面，束缚了人们正常的物质欲望的满足，阻碍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对于引导人们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民族气节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