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理论是把传播看作是一个与社会交往形态密切相关的重要范畴，在对人类社会传播的总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分析的同时，也把现代社会中的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过程与宏观的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进行考查，因而称为“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研究｡
（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理论是战后日本传播学者提出的一种理论，以田中义久1970年提出的“大众传播过程图示”为代表，这种理论在研究人类社会传播的历史总体过程的同时，将现代社会的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与宏观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加以考查｡总过程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论出发，把人类的交往分为三类：能量交往､物质交往和信息交往｡信息交往也就是传播｡它建立在前两种交往的基础之上，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保持着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在阶级社会中，社会传播还是一定阶级结构的体现｡
总过程理论把大众传播看作为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传播结构及其本质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批判｡总过程理论远远突破了行为主义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基于唯物史观产生｡）田中义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概念出发，把人类的交往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与人的体能有关的“能量交往”；一种是与人类社会的“物质交往”；一种是与精神生产向联系的精神交往，即“符号（信息）交往”｡符号（信息）交往过程也就是传播过程，它是建立在前两种交往的基础之上的，与社会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保持着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社会传播还是一定的阶级结构的体现｡
另一方面，作为特定传播过程的双方，如果属于人际传播，那么他们都作为有独立人格的思想主体从事着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活动，传播则是他们从事精神交往的纽带；如果属于大众传播，那么传播者便是作为组织的媒介企业，而受传者便是具有一定自我能动性的个人｡传播的双方都有这一定的日常社会条件或环境的背景，而每一方传播活动都受到条件或环境的制约｡田中义久的这个图式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的许多重大理论课题，尽管它还不完备，但可以它是第一个基于唯物史观的系统模式｡
从这个模式出发，日本学者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总过程看作是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例如，稻叶三千男在《大众传播的生产过程》等论文中认为，资本主义大众传播是一种“总体充满矛盾的运动”，这个运动过程中不仅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矛盾，而且具有大众传播企业的特殊矛盾｡稻叶特别分析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异同，指出了记者､编辑等精神劳动在“脑”与“手”的分离过程中所处的矛盾状态｡也就是说，精神劳动者作为“有头脑”的个人应该是认识和传播的主体，但是他们受雇佣的地位却使他们的“手”不能按照自己的主体意愿去生产和传播信息，他们的劳动只能无条件的服从于媒介资本的需要｡稻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精神劳动者的“异化”过程｡
日本学者认为，现代大众传播与资本主义制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传播媒介从事营利活动的同时，与权利相融合，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大众传播新闻报道的闹剧化和娱乐内容的大量提供，客观上起着一种“麻痹神经”的作用｡他们研究大众传播的目的，在于唤起现代受众的觉醒，使其超越“大众”状态而成为“能动的传播主体”，成为有批判能力的“理性市民”｡这样，日本学者的“传播总过程”研究就远远突破了行为主义的框架，而把传播研究与整个社会结构､与改革社会的目标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