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语文教育的三大经验是：
（一）识字教学的经验主要有三条：
（1）集中识字，为读写打基础。第一，必要性：“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学习汉语汉文，不能象欧洲的儿童那样，学会了二三十个字母以后，可以一边识字，一边很快就能成句的甚至成段的阅读。学汉字，必须一个一个的认，一个一个的记；在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前，是无法整句整段的阅读的。不阅读，不跟语言实际联系起来，识字的效果又会受到影响，难于致用，难于巩固。这是个矛盾。前人采取了集中识字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第二，可能性：“汉语语法，字的形态变化很少，名词也罢，动词也罢，形容词也罢，没有什么特殊的形态变化，字的安排可以不受语法的限制，完全依照识字的需要来办。这使集中识字具备了可能性。”第三，优越性：“汉字一小部分是单体字，绝大部分是合体字，而合体字之中，大部分是形声字。偏旁部首，造字的规律，相当明显，即使是七八岁的儿童，也很容易领会。运用比较类推的方法，完全可能成堆成批的认字。这又为集中识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第3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集中识字阶段的识字量以2000左右为宜，主要是字形、字音教学，也要进行适当的写字练习，字意教学要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以后可以结合阅读教学进行巩固，并逐步加深和扩大。
（2）韵文化，便于朗读、记诵。识字教学“使用整齐的韵语，或者使用对偶，或者二者并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因为“汉语虽然不是单音节语言，汉字确实是单音节文字。在识字教育阶段，如果让儿童去学一个一个的不直接表音的单字，那会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枯燥乏味，引不起学习兴趣。勉强学了，也不容易记住。这是学习汉字的不利条件。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汉字是单音节的，就非常容易构成整齐的词组和短句，也非常容易合辙押韵。——相形之下，要比多音节的西洋语文容易得多。整齐，押韵，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的兴趣，又容易记忆。这显然比学一个一个的单字好，也比一上来就念参差不齐的句子好。前人大量采用整齐韵语的办法，的确是充分运用了汉字的有利条件，避免了它的不利条件”；“对偶，跟押韵一样，也是汉字汉语的特点，也有利于儿童的朗读、记诵。从声音上说，和谐顺畅，读来上口，听来悦耳。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或者同类相比，或者义反相衬，给人的印象特别鲜明突出，容易联想，容易记忆，境界高的，更给人以优美隽永之感。”“前人把汉语汉字的这两个特点充分运用于儿童的识字教学，对我们来说，应该视为珍贵的遗产。”（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第75—77页，上海教育版版社1962年版）
（3）正确处理思想教育和语文教育的关系。一方面，教育从来是不会脱离政治的。哪个时代的教育，必然或多或少的反映那个时代的主导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点，至少是其倾向或要求。“包括那些看上去只是单字、单词的堆积，不成文理，仿佛没有什么思想内容的杂字书在内，无例外的证实了这个道理。”（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第20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例如宋人编的《百家姓》要用“赵”（天子第一号）开头，而明人编的《百家姓》要用“朱”字开头。另一方面，语文教育有它自身的规律，如果违背了它的规律，就不但破坏了语文教育自身，而且也使思想教育无法落实。例如我国古代曾有许多地位高、名气大的人，编写过许多种只顾灌输封建伦理思想而违背语文教育规律的识字课本，它们靠名人的名气，靠互相吹捧，甚至靠官府的行政力量推行，但都被群众的实践否定了。相反，“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皆非出自名人之手，而且都遭受过许多贬斥和非难，《千字文》讲了些生活常识，《三字经》讲了些伦理道德，《百家姓》只是押韵并无文理，但它们符合儿童识字的规律，所以广为流传。三条经验的核心是：既要依据汉语汉字的特点，又要符合儿童的学习规律。
（二）建立了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我国古代的文章学是起源很早，非常发达的。其中有些重要观点至今仍有价值，例如“文道统一”，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关系等。在语文教育中也得到了一定的运用，如广泛的“评点法”等。
（三）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语文教学法体系。
（1）阅读训练：第一，基本原则——“文”“道”不可偏废。第二，基本方法——熟读，精思，博览。（2）作文训练：第一，基本原则——“词”（辞章）“意”（义理）并重。第二，基本步骤——先“放”（放胆文）后“收”（小心文）。苏轼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梁章钜《退庵论文》引苏轼《与侄简书》）
（3）基本方法——多作多改，而且强调学生自己改，随着思想认识和表达能力的提高不断改。例如贾岛“推敲”的故事，欧阳修改定《醉翁亭记》首句“环滁皆山也”的故事，王安石改定“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故事等。
